營地外激戰正酣的時候，其他人正在努力讓營地的士兵，儘快整隊、出門。
在等待期間，爲了防止大家過度興奮或者緊張，造成意外發生，一些軍官開始帶着手下，大聲唱起歌來。
唱歌是個很普遍的娛樂活動，在歐洲軍隊中，也早就出現了。不過，有意識地去編寫歌曲，教士兵演唱，作爲一種進行宣傳或者提高士氣的手段，尚且是個比較新的概念。在泰西明軍中，這個辦法，也是朱文奎和傑士卡之前去埃及，纔跟着羅馬人學來的。
最開始的時候，軍隊裏這種文藝活動，還不是唱歌，而是說書。這種愛好，應該也是從市井傳過來的。
大都文化繁榮，這種情況就更爲普遍。一開始，只是一些愛好聽書的士兵，會趁着放假去街上聽人講故事。後來，人越來越多，他們爲了方便，乾脆集資僱了幾個說書人，輪流來軍營旁擺攤，也省得次次都要花時間進出城了。
這些說書人，白天在城裏工作，下午趁關閉大門前出城，在軍營旁邊的鋪面，支起攤位。傍晚下班之後，輪休的軍官和士兵，很多都會在那邊聚集。
說書先生會一直講到晚上，大家回營。然後在鋪面住下，第二天一早回城裏去。幾個人如此輪班，所以基本上每天都有表演，很受歡迎。
李玄英把這件事告訴朱文奎和郭康等人，郭康對此出乎意料地高興，說我國的文化，終於發展到這一步了。
他告訴大家，要教化百姓，不可能只靠學堂和教堂，正兒八經地給大家灌輸各種理論。這樣做的效率並不高。相反，很多時候，一個喜聞樂見的故事，能比一百次講經和說教，都起到更好的作用。
故事裏對英雄的歌頌，對壞人的貶低，就是對道德準則的宣傳。而這些故事如果在很多地方都能傳播開，那麼就可以形成一種超越地域的共同道德。
郭康認爲，在中原，自從神農以來，從未發生過大規模的人口替換，因此族羣的構成還能和血脈有所聯繫。但在歐洲，光是大家知道的，就一輪接着一輪。在不斷的遷徙和衝擊後，剩下來的人，狀況可想而知。
因此，在地中海世界，所謂族羣，可以說純粹就是個文化上的分類。如果一羣人有共同的道德標準，尊崇同一羣英雄，恪守相似的價值觀，那麼他們就是同一個族羣。
在歐洲，很多人下意識認爲，在區分你我、劃分族羣的過程中，宗教的因素非常重要。不同的教派，最終會產生不同的民族。
不過在郭康看來，這算不上“定理”，只能叫某種“現象”。而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，是因爲歐洲人太沒文化了。
在歐洲，提倡高尚道德、宣揚模範人物之類的工作，幾乎只有教會在做。也就是說，離了宗教，大家連個道德準則都搞不出來。那宗教自然是區分族羣的首要因素了……
實際上，即使有語言文字，乃至宗教的不同，也得看具體情況。就像瑞士人一樣。即便有人說法語，有人說德語，未來甚至還有不同的教派。但只要大家一起打過哈布斯堡，當過傭兵，就可以有共同的認同——或許，是因爲戰爭的影響太過強大，以至於一起當過兵的共同記憶，直接超過了那些“文化因素”吧。
所以，這種大家都知道的故事、都追捧的英雄、都認同的道德標準，也就會成爲一個共同民族的文化基石。而這，正是郭康天天念念不忘的東西。
朱文奎對此倒是興趣一般，哪怕教士兵唱歌，主要也是希望增強軍隊的士氣。
像現在唱的這些歌曲，好多都是之前集訓的時候，郭康讓李玄英編曲，然後讓大家都學着唱，他和傑士卡等人就學會了，然後回來教大家的。和他們這邊不少條例，都是相似的來頭。至於其他的，其實沒想太多。
但在郭康看來，這屬於飽漢子不知餓漢子飢了。
他一直認爲，自己最主要的工作之一，就是推動形成一個能被大多數人接受的羅馬民族認同，凝聚出一個穩定的、首先自認爲羅馬人的羣體。然後，才能考慮如何實現長久統一，如何進入歷史週期律，這種更高一級的任務。
朱文奎那邊，視爲理所當然的東西，在他眼中，反而是需要整個國家，去努力幾代人，才能看到曙光的事物。
沒辦法，地中海這邊，普通人乃至很多社會中上層，文化水平都過於一言難盡。能有個拜上帝教作爲共同信仰，都謝天謝地了。更多的文化共識，根本就難以形成。
到中世紀後期，羅馬人確實形成了一點民族概念，並且比羅馬國家可能還多維持了幾百年。但這個共識形成的太晚，而且也太弱。最終，沒有產生太大影響，就消散在歷史中了。
當然，如果事後諸葛亮看，蠻族的民族構建其實也沒有成功多少，甚至都沒法給郭康提供多少成功經驗。
在郭康那個時代，人們普遍認爲，拜上帝教這種普世宗教，是和羅馬這種普世帝國對應的；而對本民族、本國家的信仰，是和近現代民族國家對應的。隨着時代“進步”，宗教的力量日趨衰退，落後的普世帝國逐漸瓦解，被世俗化的民族國家取代。
但是，接觸多了各種現象之後，郭康開始愈發懷疑這個結論。
首先，宗教的力量並非是線性衰退的。相反，19世紀後半頁開始，以美國爲首的不少地區，還發生了被稱爲“大覺醒”的宗教熱潮，主流宗教紛紛開始新一輪改革，並且搶佔剩餘的信衆羣體。而沒有趕上這一波的——比如塞裏斯本土宗教，纔會給人衰落和喪失生命力的感覺。
實際上，隨着通信手段的發展，宗教的力量反而較之前有所增強。神職人員的影響力，也不再侷限於本地，甚至可以繞過監管手段，在遙遠的異國他鄉產生後果。這都是之前從未有過的。所以，這個重要的前置條件就未必是準確的。
其次，民族國家並不是沒有自己的宗教信仰，相反，同樣是工業革命之後，很多民族的“覺醒”，和宗教息息相關。因爲宗教的門檻相對不高，所以，反而有利於不發達地區的人，藉助自己的特色教派，進行組織和動員。這些教派，雖然掛着主流宗教的旗號，但往往非常本地化，乃至被主流視爲異端——比如北非、中亞之類的邊緣地區，在反抗列強的過程中，這種情況就很常見。
而另一方面，哪怕在發達地區，民族國家的國民，往往也會嘗試構築自己的專屬宗教。比如在歐洲，就出現了被稱爲“新異教”的運動，試圖通過復刻拜上帝教到來之前，當地的原始宗教。其中比較有名的，就有19世紀末到二戰時，在德國一度流行過的各種據稱是“古日耳曼人信仰的”的宗教。
由於文獻稀缺，這種宗教歷史上到底是何種內容，很多方面已經不得而知。大量的異教形象，都是後人重新構築出來的。而且，就和文藝復興開始，歐洲人對古希臘、古羅馬的態度一樣，這種行爲與其說是復古，不如說是一種再創造——因爲拜上帝教過於普世，不夠“民族特色”，所以就算硬編，也得編一套出來。
到後來，這種流行趨勢也走出歐洲，來到了中東地區。同樣有人開始推崇本地在古早時期的特色文明，把後來的亞伯拉罕系的普世宗教，視爲入侵者。在一些有古代文明存在的地方，比如波斯埃及之類，這種思潮就更加流行。有人就認爲，和反對第二教的歐洲人，在進行新異教運動一樣，反對第三教的中東人，進行的也是類似的東西。
可見，民族國家也不是和宗教對立，甚至會希望有個宗教給他，爲此會主動去蹭熱度。只不過他這個宗教換了個皮，不是之前那個時代，流行的普世宗教罷了。
當然，如果更擴散一些的話，一些歐洲人還認爲，最成功的新異教運動，並不是“日耳曼尼亞”或者“波斯復興”，而是塞裏斯的漢服運動。
在他們看來，後者具備了新異教運動的各種要素，比如和民族主義緊密結合，提倡古典本土文明，擁有自己的衣着、服飾、標誌，反對第四教的普世價值觀，等等。而且，和停留在少部分羣體中的其他運動不同，這種思潮很快就蔓延到民間，並且被廣爲接受，生命力比其他那些復古運動強太多了。
而塞裏斯的思潮之所以成功，原因其實非常簡單——因爲人家認得祖宗真的是自己的祖宗。這就讓他們不需要發明那麼多東西，也不害怕較真的人來質疑和考證導致破功，甚至要依賴考證來宣傳自己。因此，擴散速度自然非常快了。
可歐洲人缺的，就是這種東西。
在郭康看來，歐洲的民族國家，就是些沒文化的可憐蟲。他們構築的理論體系，是非常薄弱的——否則也不至於連史前異教這種東西都一度流行了。他們不去用普世宗教，不是不想，而是自己單純就沒這個本事。
在漫長的歷史中，拜上帝教已經和羅馬緊密聯繫在了一起。教會本身，就是羅馬帝國的巨大遺產；而教會又是蠻族的政治啓蒙人，導致只要是歐洲文化背景的人，都會把這二者聯繫起來。
所以，試圖使用拜上帝教來論證自己國家合法性的蠻族，都會面對一個“你是不是羅馬”的問題。對此，很多蠻族試圖模仿羅馬，並且論證自己和羅馬的傳承關係。
但是，這種假親戚，終究是難以維持的。而且別看他們一個個都像是懷念羅馬的樣子，羅馬要是真跑出來了，最急的就是這幫蠻子。
所以，說到底，他們害怕的，並不是普世宗教，而是和宗教掛鉤的羅馬。因此，最後也只能撕破臉，宣佈我們都是獨立的民族，不追求建立普世帝國，以免羅馬真從他們體內復甦，把大家都給吞了。
而這種主動退讓，壓制自己的組織能力和體格，以求維持現有統治秩序的行爲，也嚴重限制了歐洲各國的潛力和前途，導致他們在面對真正普世帝國的時候，戰鬥力非常堪憂。
基本上，他們也就只能打一打神羅這個規格的對手。哪怕是文化底蘊也頗爲原始的紅帳汗國，藉助年代很近、理論相比起來也並不完善的第四教，都能在信仰層面對他們造成巨大的衝擊。
到郭康那個時代，紅帳汗國已經瓦解多時，但歐洲的民族主義，其實已經基本被打死了。在很多歐洲國家，甚至被視爲洪水猛獸一般的存在，難以獲得大衆支持。作爲主流思潮，可以說，壽命已經短得離譜了。而打敗他們的，恰恰就是第四教的一些變體。
至於這種信仰也瓦解之後，國家的合法性論述到底如何維持，是強行退回一個版本，還是採用更新、也更混亂的“新新教”，就不好說了。
因此，在郭康看來，普世宗教和民族其實並不衝突，各種普世的概念和民族的特性也並不矛盾。漢人和羅馬人這種民族，就可以很好地兼容用民族性和普世性，甚至可以說，就像教會其實是羅馬的兒子一樣，普世性本身，就是這種“普世民族”創造的文化產品。
一些歐洲文人不斷論述，說普世帝國“落後”，不過是喫不到葡萄說葡萄酸的行爲。只是因爲他們不是普世民族，根本做不到大一統，才變得這麼神神叨叨的。
作爲天天在教會里混的人，郭康覺得自己至少也算對宗教入門了。而哪怕是他這樣，對神學稍有涉獵的人，都對“先進”、“落後”、“愚昧”、“覺醒”之類的詞很敏感。因爲這就是神學常用詞彙……
提及一個事物先進、一個思潮覺醒，並不見得是因爲它們效率更高，所以先進；相反，更可能是因爲它們合乎教義，所以先進，所以要找一下優勢的所在。畢竟，當神學家們提到一個概念，首要的可能不是邏輯，而是信仰。
至於兩撥神學家吵架辯經，往往也沒有什麼意義，因爲到最後，爭奪的其實都是定義權，是誰有權力定義大家是否覺醒了。對於郭康而言，這就沒啥意思了。
在他看來，理論上反而沒有這麼複雜，不必要天天辯些莫名其妙的經。現實是，想要實現地中海世界大一統，就要保持國家的普世性；想要羅馬國家保持穩固，就要寄希望於牢固的民族內核。不過，這倆也並不矛盾，而且目前，他們還有中原，作爲最好的老師。
因此，雖然是外來的藝術形式，但郭康對此還是很高興，因爲這證明了羅馬文化還是有生命力的，至少可以進行文學創作和傳播了。
郭康自己也加入進來，親自寫了一些話本。然而沒多久，羅貫中也來到了大都，開始介紹他的新作品。一時間，街頭巷尾都在講三國故事，郭康的羅馬因此全部撲街。之後的計劃也不了了之了。